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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7日星期一

期待优雅的好学生

之前报载:新加坡行善运动201112月对1400名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新加坡社会优雅程度的满意度。调查针对国人在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工作场所、学校、家庭和驾驶等六个环境里的20行为进行评估,得到的优雅指数为61,基本上和过去三年相差无几。

在所有的年龄层中,优雅指数最高的是5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达6.7;最低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目无尊长”的青少年,而是年龄介于30岁至50岁的“X”世代,优雅指数最低,只有6.1

虽然数字的差距不是很明显,但却反映了事实,我们很担心这群多数应是为人父母的中年人,他们理该做为孩子的行为典范,但却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下一代什么样的影响!

很多家长只在意子女的课业成绩,对于“好”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考高分,其他言谈举止是否有礼貌、谦和友善、乐于助人、孝顺恭敬都不在乎,自己也不注重,认为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赚钱发达就是唯一的目标

如此的社会是令人担忧的,教育机构已经意识到危机,改变了最高指导原则为“价值导向”,期能扭转过往迷失的方向,希望家长们也可以追随脚步,先从观念改变,再加上自身良好的行为示范,建立一个真正优雅和谐的社会。

让我们从以下的文章得到更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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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星华:什么是

本月初,教育部长王瑞杰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该部门的开支预算时谈到什么是好学校。

他说,好学校是关怀和了解学生的需求、兴趣和长处,鼓励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学校。好学校是拓展学生的学识及批判能力,同时塑造学生良好的品德,成为有自信的终生学习者,致力全人教育的学校。好学校是不分学生家境贫富,为他们提供各种发展机会的学校。而好学校的教师是坚守其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精神理念的好老师。好学校也会赢得家长和社区的支持,成为共同协作的伙伴,携手发挥新一代的内在潜能。

  这个好学校重新定义之振聋发聩处,在他完全没有提到排名会考成绩校友成就小一报名的轮候名单中一新生的截分点等多年来用数字来量化学校的概念。王瑞杰要把新加坡人已经走歪了的价值观念扭转回来,他是用心良苦的。

  好学校既然不用数字来量化,那好学生、好教师、好校长该用数字来量化吗?

  新加坡学生寒窗苦读或万元补习,梦寐以求小六会考“290O水准会考“11A1”A水准会考“13学分9科特优、大学一等荣誉学位等,还应该成为遴选奖学金学生的最重要标准吗?而所教学生会考考得多少特优?所主管学校在全国排名第几等?所主管学校参加青年节取得多少项目荣誉金奖等等,还应该成为教师、校长擢升的最重要标准吗?

  王瑞杰重视发展全人教育,德智体群美全面发展,没有错,但是否一如既往,全要用金奖来认同?来比拼呢?

  当学校通过直接收生计划(DSA把出水能跳、入水能游的学生从国内国外招收进来,是否就一味要求这些学生在比赛为校争取金奖,而不理会他们死活呢?

  作为塑造新加坡灵魂的学校,是否更应该给学生做出关爱、诚信、正直、认真、负责、谦卑的榜样呢?

  当道义路居民为在附近将建起被称为老人公寓的小型公寓,担心自家产业会贬值或居住环境素质会下降而抗议的时候,对这种什么都行,别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简称NIMBY)的心理,我们是否该重新检视这几十年来的教育,究竟培养出了什么样的国民来?

  1978年初南洋大学学生到联合校园和新加坡大学学生一起上课,建国总理李光耀去探视他们,听了学生的话,他心忧如焚。因为向他理直气壮提出问题的,并不是正陷于苦海的华文源流学生,而是由气得不行的英文源流学生提出,他们认为被这群英文不行的华文源流学生拖慢了学习的进度。由于华文源流学生不明白简单的英文词汇,导师授课必须中断下来,这使英文源流学生极为不满。

  当时李光耀说:我想如果情况倒转,如果新加坡的工厂、银行或资金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而假定中国又是工业和工艺资本和知识的主要输出国,英文源流学生必须进入华文大学的话,情况就会大不同。假设华文源流的学生仍然保留强烈的互助习惯,我相信华文源流的学生可能会尽他们的力量去帮助英文源流的同学克服困难,而不致于因为学习进度缓慢下来而对他们有所抱怨。

  然而,自1987年全国实施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为第二语文的统一源流后,新加坡已经再没有华文源流的学生了。即便还有几所幸存的特选学校,以英文和华文为第一语文授课,但在其第一语文水平并不对等的情况下,新加坡新一代已经全面显示出让李光耀所担心的风险”——即泛滥着随英文而来,西方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哲学和个人自由的思维了。

  过去40年,在效率导向的思维主导下,我们认为成绩好的学生就是好学生,成绩差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我们不容忍成绩差却态度谦卑的学生,容忍成绩好却态度狂妄的学生。如今,来到王瑞杰以正确价值观为导向的年代,是不是要再重新定义什么是?什么可以容忍?什么不能容忍?这个的标准是不是要再重新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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