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的热门话题：器官交易是否合法化？应否对器官捐赠者提供合理的“补还”？在个人选择自由权、整体经济效益、剥削贫穷、人伦与道德间的多方辩论，可能终究无法就器官交易这个课题上达到共识；但无疑的，了解更多，倾听更多不同的声音，能让我们面对现实，真正来探讨它。
谨摘录两则立场不同的报导供大家参考，也欢迎您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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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交易的经济学
（摘自 2008-02-18 QQYY全球医院网）
迄今为止，有一种矛盾行为远没有盖棺定论：移植用人体器官应当如何分配——或者甚至是交易。打个比方，你的心脏或肝脏或肾脏出现问题，功能开始衰竭，如果不做移植你几乎一定会死，但不凑巧的是，你根本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得到你需要的器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多少钱，你都不可能合法地买到自己需要的器官。
由于人体器官并没有形成一个自由的市场，所以到目前为止，人体器官只能通过自愿的方式进行交换。有些人同意在死亡以后把自己仍然可用的器官捐献出来，事实上，即便是捐赠者仍然健在，如果愿意，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肾脏或肝脏的一部分捐给接收者——很可能是他的家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移植手术已经变得既安全又可靠。手术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需求的增长：随着更多病人得到新的器官，越来越多的病人要求进行器官移植。仅在2005年，全美国肾脏移植的案例就超过了16000例，10年之间足足增加了45％。而在这段时间里，等待肾脏移植的病人人数增加了119％。时至今日，每年因为无法及时移植肾脏而死亡的病人超过3500人。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这就形成了一道后果严重的供需鸿沟。那么怎样才能有效提高人体器官的供应呢？
从当前的情况看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些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并没有足够的动力这样做。在许多欧洲国家，人们可以自愿选择：他们并不需要选择“同意”，在这些国家，除非病人家人选择“不同意”，否则一旦病人去世，医院就可以直接从病人身上摘取那些可用的器官。可即便如此，欧洲仍然出现了巨大的器官短缺，部分原因在于，在许多西欧国家，交通事故死亡——这是可用器官的一个重要来源——近年来一直在呈下降趋势。
如果就连行将去世的人都不愿意在死后捐出自己的器官，那想想看，说服一个健康人捐出肾脏该有多么困难。（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从活人身上摘取的肾脏要远比从尸体上摘取的肾脏有价值得多）。虽然大多数人完全可以依靠一个肾脏存活，但捐献肾脏还是会让他们感觉不舒服，觉得这样做有些冒险，感到恐惧，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而正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做法一样，美国政府也明令禁止捐赠者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规定显然不大合理。盖里·贝克尔（GaryBecker，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朱里奥·乔治·伊莱亚斯（JulioJorgeElias，著名经济学家）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写道，“金钱的刺激将有效增加器官的供应，从而大大减少器官市场上病人的轮候时间，以及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的死亡率，同时移植手术成本增加的额度绝对不会超过12％”。
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推理毫无说服力。毕竟，政府之所以禁止器官交易，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觉得把人体器官作为商品来交易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虽然如今精子和卵子都可以交易，就连出租子宫都已经变得平常）。还有人担心大多数卖器官的人都是穷人，而买家都是富人，或者有人甚至会在并不完全了解相关风险的情况下被迫卖掉自己的肾脏。
可是，贝克尔和伊莱亚斯接着问道，为什么穷人“就不能通过自愿的方式赚到这笔钱呢？而且，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穷人很可能跟富人同样需要一个新肾脏——如果没有合法的器官交易市场，他们很可能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时候一命呜呼。
但与此同时，专门研究市场设计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斯（AlvinRoth）也认识到这种争论将使得美国很难在短期之内形成一个真正的器官市场。于是他跟其他几位学者，还有一些医学人士，共同设计了一种代替性的方案：新英格兰肾脏交换项目。
让我们做个假设：你的妻子正因为肾功能衰竭而濒临死亡，你愿意把你的肾脏捐赠给她，可不巧的是，你的肾脏并不适合她。正在这时，碰巧另外一对夫妇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于是肾脏交换项目找到了这两对夫妻，并为他们进行了配对：你可以把你的肾脏捐献给这位陌生人的妻子，同时这位陌生人将把他的肾脏捐献给你的妻子；而且为了防止任何一方中途变卦，手术将同时进行。
虽然该项目到目前为止只促成了几十次移植，可它却反映了一位经济学家对于激励因素的理解：当你不可能让一个人完全自愿地捐出自己的器官，同时也不能用钱去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答案是：找到两个意愿相同的人，然后把他们的动机进行配对。否则的话，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主动把自己的肾脏捐献给一个陌生人呢？事实上，我们最近曾经跟一位这样的捐赠者进行过交流。捐赠者已经结婚，家里有4个孩子，经济状况很不稳定。因为捐赠者有个弟弟需要进行一次器官移植，所以捐赠者产生了要把自己的肾脏卖给一位陌生人的想法。
然后这位捐赠者通过捐赠网站找到了一位愿意接收肾脏的人，我们不妨姑且称其为接收者。直到双方开始进行交易的时候，捐赠者才知道靠捐赠器官收取费用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但最终，捐赠者的道德感还是战胜了其对金钱的欲望，于是决定免费捐赠继续进行移植手术。手术之前，捐赠者在接收者进行手术的医院里接受了大量测试。两个人同时还要不停地撒谎，假装他们是一对陈年故交。“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话，”捐赠者解释说，“他们就会认为这是一笔金钱交易，从而拒绝执行手术。”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移植手术很快就会进行。想想看，哪些人将从这次手术中受益：毫无疑问，接收者是最大的受益人，其次还有进行移植手术的医生、护士、医院还有制药公司。每个人都会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报——只有捐赠者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要因为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不断撒谎。毫无疑问，即便不是经济学家，也会有人觉得这种情况确实不大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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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医生呼吁开放器官交易 给卖肾一个名份？
来源：医药经济报，2008-01-08
由于各国肾移植供不应求的情况日趋严重，考虑到在当前医学昌明背景下，作为肾供体的“单肾人”亦能好好存活，美国外科医生近日呼吁开放器官交易市场
“允许卖肾很可能会促使穷人和急需用钱者陷入危险的交易怪圈。”对许多人来说，器官买卖交易是不人道和非法的，业内人士也强烈反对。但是，《华尔街日报》近日有报道称，美国器官移植医师协会前主席ArthurMatas（现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闻名医生）正努力促使器官买卖合法化。
在纽约举行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会议上，Matas称：“有必要建立肾脏器官买卖市场，增加器官供给，拯救病人生命，改善生活质量。”虽然Matas的观点并未赢得压倒多数的共识，但随着患者等待器官移植捐赠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观点和想法似乎得到了部分人士的认可，不少重量级专家也在改变态度，认为Matas的设想“至少值得研究和探讨”。目前就连美国医学会也支持Matas的主张。
今年1月的美国外科医生会议就是否建立器官交易市场进行了讨论，会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多数医生支持建立器官移植供体交易市场。尽管这是基于移植外科医生内部的调查，或许会与医生自身利益有关，但急于得到器官捐赠的患者和家属也一定会支持。反对和阻拦器官捐赠和交易市场化的多半是伦理学家和政治家们，因为道德理念和政治声誉可能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门槛。”
开放市场的设想
早在1983年，美国联邦政府就立法规定禁止器官买卖。该法案的出笼源于当时一位来自维吉尼亚州的H.BarryJacobs医生，他大胆地提出了合法买卖器官的建议，结果遭到群起攻击和愤怒指责。当时的国会议员戈尔（前美国副总统）马上提出议案，禁止器官买卖，次年该法案通过并成为法律而实施至今。
在美国现行的体制下，需要肾移植的患者首先要登记，进入肾捐赠移植等候者名单，然后等待可配对的、供体刚死亡的器官，这一等待时间过去是1年，后来变成2年，3年，现在至少为5年。具体等候时间与患者所在地、医疗因素和病况有关，多数地方要等上5~6年。假如需要肾移植的患者本身为器官捐赠自愿者，可直接越过等候名单提前施行器官移植手术。
Matas医生设想的器官市场答应供体方卖肾，价格可由政府定，或由受体的保险公司支付，肾脏按等待名单供给患者，无论贫富都不能出高价优先或优质购买器官。此外，供体方需要经过医学和心理学的严格筛选，确保是合适的供体。捐献肾脏之后，供体方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必须在政府监控下得到关注和照顾。
至于器官买卖会否触发伦理问题，尤其是诱发贫者卖肾等问题，Matas医生称并无大碍，理由是，既然亲属可以为亲友活体捐肾，为何阻止生疏人出售肾脏？况且，现在的医学条件完全可以保证供方靠一个肾也能健康生活，若仅仅因为亲属关系或涉及金钱伦理问题，就对器官捐赠和买卖设立截然不同的许可和禁令，其结果将是，无法建立有效的供求关系，让许多本来可得到救治的患者在绝望中死去。
难以调和的立场
2002年，Matas医生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论文，计算出政府只要花费9.5亿美元就能基本抵消器官交易的费用，因为政府联邦保健计划为肾透析所支付的费用并不低，若能成功进行肾移植，政府亦可省却大笔透析开支。
有趣的是，Matas的朋友、哈佛大学教授Francis Delmonico医生也在同一期杂志刊登了持相反意见的论文。该文章称，印度的肾器官供方因为术后出现健康问题，尽管有经济补偿，生活反而更糟糕。他还指出，销售器官改变了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在金钱交易的诱导下，患者往往会在医生的压力或说服下接受供体的器官。
今年夏天，Delmonico在纽约召开的器官移植会上称，一旦开放器官移植市场，那些家境不好的青年人可能会为生活所迫而卖肾，买方则可能会死劲喊价，不惜一切代价购买最好的肾，或优先进行移植手术，结果有人从此成了“单肾人”，有人因无力支付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治疗。
无需等待的伊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已通过立法禁止有偿器官捐赠。过去20年来，由于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进展，器官移植越来越成功并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患者期盼得到器官移植。不幸的是，利他主义环境下的器官捐赠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器官需求，而严重的器官短缺已导致许多病人在等待的绝望中死亡。许多移植专家相信，需要仔细考虑另一种有经济诱因和补偿的器官捐赠作为替代，提供更好的器官供求矛盾解决方案。
1988年，伊朗开始实行补偿和有调控的活体非亲属肾移植程序，主要由政府买单，实施有偿器官供给制。在这种模式下，移植医师首先对所有肾移植受体者进行评价，建议由亲属活体提供移植肾，若无捐肾者，病人将被转介到透析与移植患者协会（datpa)，该协会很快为患者寻找一个合适的、无亲属关系的活体供体者，当然，自愿的非亲属活体捐赠者也可以主动接触datpa，而datpa提供的服务并无奖励回报。
目前，伊朗全国共有302个透析单位，25个移植中心，79家datpa办事处遍布全国。肾移植团队均属于大学医院，由政府支付所有的费用，非亲属活体供体者可收到政府提供的补偿费用及健康保险，且多可从受赠者处获得奖励和酬劳（由datpa在移植前安排确定）。假如接受捐赠者家庭贫困，费用则由政府或慈善组织买单，政府还提供必要的免疫抑制药物，如新山地明环孢素和麦考酚酸酯，所有移植受体者都能享受政府补贴和廉价药品。
这一由官方资助的有偿、有序肾器官交易带来了理想的结果。目前，伊朗已经没有肾移植等候名单，超过50%的末期肾脏疾病患者因为器官移植重获新生。相反，发达国家可供移植的肾脏严重不足，迫使移植专业机构和政府采取新战略扩大“捐肾池”。
伦理制造的问题
来看看当前器官移植供不应求的问题有多严重？
美国每年完成的2.8万起器官移植手术中，有2.1万起手术器官来自死者，7000起来自活体器官移植；6000名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过程中死去；等候器官移植的名单上有9.1万名患者；等候人数的增加是捐赠人数的2倍。
西欧目前有7万人正等待肾移植手术，其中有15%~30%的人可能会死亡。英国目前至少有5500名病人正在等待肾移植手术，但只有其中1/3的病人有望获得新肾，2005年接受肾移植手术的人数仅为1783人。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据中华医学会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名尿毒症患者需要肾移植，但是每年只有3000余例能进行肾移植。
各国政府禁止器官买卖，使得人体器官在法律上被定位为非卖品，非卖品的法定价格只能是零。那么，谁愿意为零代价的资源作无私捐赠呢?没有有效的市场，如何解决日趋严重的供求不平衡呢？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人类行为都是由当事人、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三方面构成，所谓伦理道德问题自然与这三方面密切关联。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恰当的行为导致理想的结果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
但在现行伦理标准和器官移植交易禁令下，在干细胞移植和器官组织工程获得重大突破的当前，仍然有许多伦理标准在约束我们的选择，许多人因此在绝望、在死去，这样的结果是伦理准则所期盼的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期望什么？的确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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