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文章和大家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与角度探讨，最大的目的在于澄清一些误解，并明白现有体制下可有的替代选择，国人唯有在明了其中的方方面面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光凭主观、模糊或情绪性的决定，让大家以为多数的老人家都赞成安乐死是很可怕的！
国际著名伦理学家、国大生物医学道德研究中心主任Professor Alastair Campbell在接受早报专访时指出：
1、很多人害怕多余和不必要的无效治疗（futile treatment），因为担心费用太高会加重家人的负担，却又不能带来益处。不过，他们要求的应该是停止治疗，而不是安乐死。
2、一般人不怕死，怕的只是垂死的过程。人们害怕垂死时可能感受的疼痛和痛苦，不过，通过现代慈怀护理，这些都能受到控制和减缓，让病人不会感到疼痛、担忧和害怕。
新加坡医药协会秦经智医生也指出，在探讨安乐死的时候，以个别个案来讨论，跟把“安乐死合法化”当成公共政策来讨论，是不一样的。前者会因为看到个别病人的痛苦，忽视了其他的考量，而后者则需要考虑公共政策被滥用的可能，以及政策对专业的影响。
因此提升现代医学绝佳的疼痛控制技术(有研究显示接受「缓和医疗」（palliative treatment）而減轻大部份疼痛的病人，百分之九十五不再有求死的意愿。)、宣传和鼓励签署预先医疗指示，以避免不必要的拖延死亡历程、改善临终病人护理，让病人和家属都能在身心灵全方位得到妥善照护的情况下，自然走向人生的终点，会是我们积极要进行的项目。
当然，还有其他的关键因素 -- 首个施行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有它的健全的医疗制度和社会背景，使得最终会选择安乐死的案例并不多，而这也是很多国家所无法企及，不敢跟随的原因之一：
1) 荷蘭的醫療服務在全世界來說，可以說是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95%以上的老百姓有私人醫療保險。長期療養也包含在保險範圍內，而且涵蓋沒有私人保險的少數人民。
2) 緩和醫療非常進步。幾乎每一家醫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緩和醫療中心。與之相較，其他國家的類似中心少而昂貴。
3) 納粹佔領時期，只有荷蘭的醫生不參與納粹的「安樂死」計畫。這個因素顯示荷蘭醫病關係有高度彼此信賴的傳統。再者，他們的家庭醫師制度推行的很不錯。大部份的病人與醫師都有長久的友誼關係。這兩點都是其他許多國家所不及的。
（但即便是如此，它也逃不了逐渐走向非自愿性安乐死，更多弱势病人被强迫接受非自愿性安乐死的后遗症。）
因而完善的医药保险与社会救济，让病人在经费上无后顾之忧，不感觉自己拖累家人、更多的慈怀病院和良好的家庭医师制度也是我们进步的空间！
在最终我们要强调的是“爱与关怀”的力量，安宁照护的研究报告指出：越经验到关爱与照顾的病人，对于痛苦的忍受以及面对生命挑战的能力也就越強。
谢桂桦的丈夫逝世后，家人发现他的手机里有一则他未寄出去的简讯：“为了孩子和妻子，我要一天天的搏斗和活下去。（fighting and living day to day）”！
移民荷兰的陈俐颖也指出：有人即使病得全身僵硬无法坐立，依旧积极地生活。设立网站，与相同病例的人联系，互相鼓励，没有放弃。一些年轻的病人还有恋爱结婚的例子。他们都得到家属细心地照顾，家属的正面支持给他们很大的生存力量。
让我们以美国诗人威尔德这一句话做为总结：「在生死两岸，爱是中间的桥梁……爱是唯一的生机，爱是唯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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