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仅凭一腔热血和知识技巧就够了吗？灾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怎样才能真正的抚慰他们？尊重不同的文化、生活差异？
我们的辅导员推荐这篇台湾教育心理与辅导博士，实际参与救灾工作者的文章和有心人士一起来思索和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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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跨文化的救灾反思
从921大地震到88水灾，十年了，心理工作者的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口述＝杨蓓．整理＝杨雅亭
8月底，我到高雄进行一场88水灾志工培训工作，却发现一个极端的现象，有些慈善团体、心理工作者、营造业者……，好像在灾区寻找一个舞台，众人纷纷角力，谁最醒眼。我心想，台湾是怎么了？怎么连救灾都要比一比？ ！
从921大地震到现在，我依然看见助人文化里的浪漫和天真，有些心理工作者忽略了心理治疗毕竟是中产阶级的文化产物，它虽然有效，但要认同这样的文化信念，且有条件地进入会谈室的大众并不多。这次灾难，再次把助人工作的「专业性」、「天真」与「理想」成分打破，有些助人工作者到了现场才发现力不从心，他们发现灾民现今最需要有力的壮丁帮忙清理家园，更别说可以挪出时间，进行咨商会谈。
还有一位志工告诉我，有位个案，家毁了，只留下他一人，每次他都必须对前来关心的咨商师们诉说相同故事。他无奈地说，或许我该事先录音的，至少不用让自己的伤口，撕裂一次又一次……。
助人时如果欠缺理性的思维，只是基于求心安、一时的义气，或是想证明自我的专业能力，无疑就是在消费灾民。很遗憾，这次再次证明我们并没有从921的灾难里得到真正的学习！
让苦味流转，转出新滋味
一位志工说了切身的故事，她是921受灾户，曾经帮忙邻居清运尸块，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她经常做恶梦，后来她成为佛教徒，改吃素。这次，她帮忙救灾，却没想到尘封已久的情绪突然冒起，她没想到生命遭受威胁的恐惧，持续那么久……。
当土石流淹没一切，即便家中无人伤亡，但目睹熟悉的家园面目全非，房子没了、财产没了，那种突然一无所有的恐慌，是很难被理解的。我们都说，活着就是要把生命丰富起来，但是当昔日的丰富、熟悉的如常，没来由地消失，像是在沙滩上堆叠的沙堡，随着潮汐而消失。那种突然失去的恐慌，几乎可与面对死亡的恐惧相比拟；我们失去了重新建构生命意义的著力点，会慌、会乱……，会担心是否再努力，也可能在一夕间，一无所有。
然而透过仪式，可以疗愈生命无常的苦味，让我们由恐惧的深渊，转化到现实世界。有一次，我跟着圣严法师去慰问桃芝风灾的受灾户，这户人家被一颗如教室般大的巨石击中，两层楼高的房子，摧毁得只剩断垣残壁，孤苦无依地留下一个太太和两个孩子。里长说，事发后这位太太滴水未沾、不发一语，连灵堂都是邻居帮忙搭建的。到了灵堂，我见她神情木然地看着亲人的牌位；我们静静地为亡者上香、诵经……。经过沉静的仪式后，师父正要去安慰妇人时，妇人突然放声大哭地走到师父面前，而师父便静静地陪伴着，直到妇人的情绪逐渐回稳……。
有时候我深深觉得，我们心理工作者还真比不上一位法师，仅仅几个简单的动作，伤者的心就开了。面对灾难最怕就是把苦闷住，那会生病的，会哭闹都还好些。而透过仪式，可以让埋藏的情绪有了宣泄的出口，让悲伤走过一段历程。
与居民信念相符合的仪式或祭典，都是很好的疗愈方式
我再举个例子，四川大地震后，当地政府希望我们进入深山村落帮忙，走在人口消失泰半的村落里，尽是寂寥的荒芜感，灾后三个月了，有些居民仍然住在帐棚、组合屋里，村民说，灾难发生在星期三，有许多用功的小孩自发性地留在学校自修，没想到学校崩塌，自此天人永隔……。
那时候，我们除了发送物资，也无力做些什么。这时我观察到山上有座观音庙，听村民说，地震发生时，这座观音庙稳稳坐立，于是我兴起一念，不妨大伙齐唱「南无观世音菩萨」吧。在法师们与中共高层接洽后，中共难得允诺我们可以在寺庙外进行宗教仪式。唱诵前，我先问村民：「地震时地方上的观音庙垮了没？」他们说：「没有。」我再问：「以往家里有人往生，你们会到庙里祭拜吗？」他们点点头。于是我们大家合掌、唱诵。刚开始，村民不自在地看着地方官员，担心触犯政治禁忌，后来见官员合掌，也陆陆续续地合掌、唱颂。让我震撼的是，唱诵间，村民神情极其悲苦，平常他们为了生活强颜欢笑，但是在集体的仪式里，悲苦的情绪却得到很深沉的宣泄。
如果从心理学家容格的观点来说，诵经近乎是「积极想像」的概念运用，有点类似「观想」，在我们的文化里，观世音菩萨是一位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不论是否诚恳信仰，唱诵时，我们的脑袋会自动化地浮现观世音慈母般的心像，我们也仿佛被温柔的力量所笼罩；此刻，苦难者可以全然浸泡在苦里，去感觉苦味，任由念头来来去去。当念头是自由的，苦味也变化不穷。
任何宗教仪式，都与文化有很深的关系，当我们要进行仪式，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只有当仪式跟人的情感相契合，伤痛才能得到宣泄、抚慰，产生疗愈。不仅是宗教仪式，只要是与居民的信念相符合的仪式或祭典，都是很好的疗愈方式。此外仪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很经济，而集体仪式更能激发共鸣的效果。
同理，需从尊重个案的文化独特性出发
说到这里，我也带出一个议题，助人工作者必须尊重个案的独特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样子。虽然说人性是相同的，苦痛是相通的，但是如果心理治疗要走到人性的层次，还是必须从理解对方的文化开始，否则如何达到深层的同理呢？我相信参与过921大地震、四川大地震等心理修复的工作者，会深刻地警觉到跨文化因素对心理治疗的影响，而这也是新生代的心理工作者必须强化的地方。
有人问我，这次的灾难后是否需要原住民的心理工作者？我觉得不一定，当然有还是比较好，特别是心理咨商证照制度愈来愈走进象牙塔，美其名是专业化，其实是贵族化，中下阶层与心理工作者接触的机会减少了，心理工作者只能自我要求要走入人群，了解个案是怎样过日子，才可能产生疗效。如果有原住民的心理工作者，优点是，咨商是相当依赖语言的治疗模式，如果能用母语与个案交谈，彼此同理的感受自然不同。但是从原住民的立场来看，他们未必需要心理工作者，而是更需要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找资源的社区工作者。
我觉得与原住民相较，汉人的自我修复力比较薄弱，多次的天灾，无形中强化原住民对环境的敏感度与求生韧性，当水位到达警戒点，村长开始叫人逃命去，他们已习惯在台风夜携带重要物品远离家园，看着家被水冲走了，再换个地方重新生活，逐水草而居却安之若素。
一次我问原住民的学生：「你们迁离自己的土地、远离了祖灵，不难过吗？」学生说：「还好，因为我们对祖灵有很深的信赖，而且族人也相信基督与天主信仰。即便离开自己的土地、离开祖灵，心灵还是有所依靠。」
此外，原住民的亲族力量很大，部落间经常看见老的照顾小的。学生说：「有些孩子的父母亲不在了，就由族里的青少年照顾儿童，很有大家庭的感觉。」族人的陪伴是心灵复原力的主要来源，所以助人工作者必须时时自我提醒，尊重、了解个案的文化差异，用对方熟悉的方式来灵活运用心理治疗，才能达成疗愈的目标。
心理治疗就是要将咨商室里的顿悟落实到生活，从921大地震到现在十年了，心理工作者的我们学习到什么？跨文化的理解依旧是最深刻的提醒。我们不难发现，为何自921大地震以来，心灵重建的最佳伙伴，往往是一群愿意许下承诺，持续与灾民一起生活并进行社区重建的心灵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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